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如果甲市所在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为了细化裁量权,经省政府同意,发布了具有裁量基准意义的实施办法,可以理解为裁量权的自我收缩。[19]40U.S.C.A.§3114. [20]参见许中缘:《论公共利益的程序控制——以法国不动产征收作为比较对象》，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3期。
相较而言,征收的程序立法相对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征用转化来的征收仍然是合法的征收,而不是侵权,《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用补偿而不是赔偿,暗含了这样的意蕴。《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上述规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彼此的含义如何融贯? (一)限制征收征用法律条款的合宪性 部门法在明晰《宪法》文本中的征收征用含义,使之进一步类型化的过程中,渐次收缩国家征收征用权,是否具有合宪性?根据《宪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既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施征收,也可以实施征用;既可以征收不动产,也可以征收动产。征用机关或许会以不知道被征用物资的价格或者财产权人的损失为由, 要求财产权人提出申请,先行申报价格和损失,但损失补偿可以协商,征用机关可以在紧急情况消除后主动与财产权人协商。
正当程序的价值是法治背后重要的价值之一,这就意味着,即便紧急情形,正当程序的基本价值仍应遵守。[4]《物权法》只规定了针对不动产的征收,没有关于动产的征收。[102]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国与奥地利刑法中责任概念的流变》，陈金林译，载《刑事法评论》第28卷，第81页。
因而，与民法学存有相同的历史轨迹，在当今刑法学中，也出现了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并立局面，同样也是一种双元归责模式。[77]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载《台大法学论丛》1980年第10卷第1期，第24页。第二，单一的社会责任论的主张。并且，理论界与实务界也不乏支持者。
[26]毕成：《论法律责任的历史发展》，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第44页。[93]按照学者的理解，道义责任论的简单逻辑是：凡是达到一定责任年龄、精神正常的人，都具有自由意志，可以基于内心的意志自由任意决定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当它站在社会责任论一边时，又主张道义责任论必须放弃绝对的意志自由观念，承认相对的意志自由，以客观化的标准来判断主观过错。（二）刑法客观归责（社会责任论）的轮回 作为一种规范模式或文化形态，刑事责任最早发端于原始习惯。譬如，一个13岁的未成年人开车闯红灯，其行为虽然不具有有责性，但显然侵害到了公共交通秩序，是具有违法性的。并且，行政行为违法并不是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行政行为在诉讼中被认定为违法而被撤销，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赔偿责任的发生。
（3）规范责任论借鉴了社会责任论的合理部分，认为对主观过错的判断，不能单单以行为人个人为对象，而应以法所保护的价值连为一体的标准人为参照。（2）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未认识到其之所为系不允许之行为，尤其是因为其未意识到法律规定的存在或适用，并在其不能避免此种疏忽时，其行为不应受谴责。因而只能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环境和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来确定法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国家赔偿并不裁判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违法性判断是行政诉讼的任务。
[12]可见，违法了并不必然是有责的，有责性有其独立的评价意义。随后，德国联邦法院亦将其进一步发展，认为违警罪亦适用一般责任原则，并无例外。
但是，禁止恶则不一样，如随地吐痰是禁止恶。[11]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232页。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生活的高度社会化，种种因客观原因而违反合同义务或侵害他人权利的现象频频发生，继续拘泥于过错责任，即使是推定过失责任，也不能全面调整各种复杂的损害赔偿关系。[74]因而，客观归责论是可行的。1952年德国颁布实施的《违反秩序罚法》第10条规定：故意与过失：只有故意行为方可作为违反秩序行为处罚，但是法律明确规定对过失行为应当处以罚款的情形除外。这也说明意志并非完全自由而不受任何外因限制，即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45]胡锦光：《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在美国，尽管19世纪30、40年代，公共福利犯（public welfare offenses）开始增多，但是，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法官都没有想过，在违反政府管制规定的案件中，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犯意（mens rea）。
由此便会能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未成年人的行为都是不违法的。[10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46]参见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国家为使公共福利达到理想状况而行政……其促进手段为经常性的行政行为。
[16]余军：《法律责任概念的双元价值构造》，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第176页。该规定并未区分故意与过失，只以房主之死为判定标准，同样是一种客观归责。
[22]米健：《推定过失的比较观》，载《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第23页。立法者认为，既然制度实施上存有困难，会给行政机关带来麻烦，那就不应作主观过错的考量。过失行为的可处罚性不受影响。[106]按照不同属性，经验法则可分为一般的经验法则和特殊的经验法则两种类型，它们在故意与过失的判断上具有不同功能。
在未看到警告牌的情况下，误闯禁区。[104][美]小奥里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据此，我国采用的是违法责任原则，而不是过错原则或违法加过错的原则，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归责。又如，日本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也认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政犯与实施一般犯罪行为的刑事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二、我国行政法所选择的差异模式 如上所述，法律责任在民法学与刑法学中呈现出了一种流变轨迹，主观归责和客观归责交相辉映，互为补充。[54]在该案中，陈某的行为无疑造成了法益侵害，是具有违法性的。
他们认为，责任（responsibility）是一个模糊不清（vague）的概念，[82]对责任的界定可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而这对复杂多变的行政活动而言不太现实。因此，一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主要体现在对这些法益的损害上。正因如此，后来为学界所主张的一种融合二者的规范责任论的提出，实际上是水到渠成的，它的本质就是对二者的扬弃，扬长避短乃是规范责任论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违法并不能代替有责，责任主义具有独立的评价功能，行政相对人只有在主观上存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归责。
实际上直至今日，它们所遵从的仍然是主观归责原则为主、客观归责原则例外的基本标准。[4]参见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德国违反秩序法的几点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第190页。
（2）道义责任论为主观归责理论中的故意过失等判定对象提供了基本框架。而且，和上述民法学、刑法学不同，它们在适用对象上的区分，并不以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标准，而是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
[111]上述不过是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所作出的推论或者假设，当有充分的证明表明结论有误，就应当及时更正。布莱克斯通早就说过：对那些只规定了法定义务，并不禁止实施mala in se（本质上不合法）的行为，而仅仅禁止实施mala prohibita（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并为每项违法行为确定相应刑罚的法律而言，在此情况下，我认为，良知除了在我们违反人类法律时命令我们服从处罚措施外，就无需更多地被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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